状元文化何以经久不衰？

新生已开学数日，高考放榜之际被热炒的各种“状元”现象渐渐平息。状元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名列第一者。1977年，我国恢复高校统一招生，高考状元的称谓随之产生。高考状元是我国高考中成绩名列第一者。比如，按高考区域分为省市状元、地市状元、县市状元等；按照高考加分分为裸分状元、加分状元；按照高考分科分为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等等。作为发明科举制度并实行了1300年的中国，在废除科举制度后长期处于教育应试环境中，羡慕和追捧考试第一名的状元文化经久不衰。高考状元是刻苦学习的典范，自然倍受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尽管2004年教育部明确叫停炒作高考状元，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每年高考分数公布后，诸如“状元文化节”“状元巡街”“状元宴”“状元房”“状元奖”“状元笔记”“状元语录”等与高考状元相关的炒作在全国各地粉墨登场，还有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国内名校招录高考状元的争夺战更是甚嚣尘上。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00余年间，不断被学界批评和政府禁止炒作的状元文化，何以批而不朽禁而不止还如此深入人心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了解状元文化的前世今生。
 
一、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产生时孕育
状元一词虽然始于唐代，但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中华文化文明史的光辉篇章。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了有着高深文化素养的官吏，而状元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状元是科举制度的最高荣誉，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追求，也是古往今来中国社会推崇备至的偶像和津津乐道的话题。科举制度及其状元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至今也很少有那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媲美。
科举制度始于隋初止于清末，其间除了蒙元初期有过短暂停止外，一直沿用了1300年之久。中国古代秦以前的商周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曾出现过下级士族及庶民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期选拔人才主要实行察举制，即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人才，荐举给中央政府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制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豪门世族手中，以致选拔人才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相对于隋代之前世袭制和举荐制，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具有极为重大的进步意义。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渐废止，开始由中央政府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科举制度。唐宋元明清选士沿用隋制，“设科取士、分科举人”。科举制度之实质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最大限度摒除权力的干扰，保证官吏选拔的公正公平，提高官吏的素质，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其实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创造了公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发展中生成
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6年出版的《中国环行记》英文著作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科举制度被一些西方人认为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曾充分肯定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在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以及现代教育制度都是对科举制度的扬弃和发展。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两首诗是历代中国的启蒙励志读物，中国人从小就懂得读书的重要性。科举制度所生成的状元文化，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中。古今中国人都把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每一个家庭无论贫贱富贵都希望后代通过读书成就人生。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入仕的必由之路，科考也成为当时士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中举及第不仅意味着人生际遇的转折，而且可以报效国家光耀门楣。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其符合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已经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东亚不同民族，被世界许多国家广泛运用。科举制度影响重大而深远几乎到无所不在，尤其是其所形成的状元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而言，考取状元是一种目标、一种激励、一种境界，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情结、一种美好向往，浸润着历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状元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勤学自强、坚忍不拔、善于超越、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就是说，作为传统文化之状元文化，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
三、状元文化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绵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在日益完备之时走向了衰亡，概因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科举制度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发生动摇，在1905年走到穷途末路，中国终结了1300年科举时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说，虽然科举制度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科举制度传承而来的。科举制度尽管废除了，但科举制度生成的状元文化绵延至今。
不仅状元文化仍深入地影响着现代社会，而且1300年科举考试选才方式与积累经验仍被当今各种各类考试所承继。尽管如此，许多人士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夕已经开始了批判，特别对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展开激烈抨击，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惹的祸。在废除之后的100余年里，科举制度背负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罪名。许多人遵行的认识逻辑是：因为科举制度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度被废，所以科举制度肯定很坏。由于这种认识的广泛蔓延，科举制度逐渐被污名化了。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生员论中》一文就有过“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的议论。晚清学者龚自珍曾发出感叹：“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厂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了。”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认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是人才培养出了问题——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此以往，绵延不断的状元文化毁誉参半，在批评、禁止与追捧中风雨兼程。
四、状元文化在教育应试进程中扭曲
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仁人志士，可是随着朝代更替的不断演变，也导致学校教育重文辞而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应试之风，以致后来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范进中举”的畸形教育观和荒唐故事。古代中国有致仕梦想的人，大多有着同样的受教育经历：进入一种独特的教育体制——私学，使用千年来大致相同的教材——“四书”“五经”，经受繁琐、严格、层层晋级的考试，然后脱颖而出状元及第或者名落孙山败走科场。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做法依然得以保留。考试选拔制度是我国的文化遗产，状元文化是科举制度融入传统文化显著标志。这些都没有问题，而问题在于国人把考试选拔制度依据的考试分数等同于教育质量，简单地认为只有考试分数才能够体现教育质量和反映学校的教育水平。因此，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也始终把依据考试分数的评价作为科学管理手段，导致教育领域评比排名风长盛不衰。其实，这是把培养人的教育简单导向了应试的教育，是对状元文化的严重扭曲。
学习是学生的主业，高考考出了理想成绩，摘得了高考状元桂冠，无论对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而言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追捧高考状元是人之常情。然而，当今高考所引发的社会焦虑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扭曲的状元文化渗透到社会的程度。这种扭曲的状元文化渗透使整个社会对高考价值的认同趋同，导致了超强度的考试竞争。如果仅依据考试选拔人才的逻辑，教育过程就成为一个竞争与选拔过程，教育也蜕变为一种考试竞赛的活动，这显然背离了我国教育方针的要求。
五、状元文化在教育功利蜕变中异化
2016年高考成绩公布当天，河北省文理状元分别被北大清华连夜接走，佛山理科状元则在凌晨先后接到北大清华的招生电话。北大清华招生组上演的招生大战。在状元文化异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5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恢复高考38年来，北大清华共包揽全国八成省市的高考状元。同样，依照1977年-2013年各省高考状元分布情况，对中学进行排名的《2014中国顶尖中学排行榜100强》显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分布在全国260多个地市的800多所中学出现过高考状元。
事实上，各大中学校使奇招抢夺优质生源在各地由来已久，高考状元越来越集中出现在各大中学校中的所谓名校。名校之间争抢高考状元，表面上看是在拼抢优质生源，但仔细推敲，真正看重的还是状元身上的符号效应。一所学校输出或者录取的状元越多，似乎意味着这所学校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当今，高考状元成为学校争抢的香饽饽，既有学校对学习典范的爱惜，也与教育浮躁功利密切相关。就目前学校对状元文化的张扬来看，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以此为噱头大力宣扬自身的教育业绩。
中国传统价值观从来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一整套儒家理论。虽然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但却总把教育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利用。中国家长将一生的积蓄都投在孩子的教育上，是充满了功利性的。他们鼓励孩子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将来有份好工作。现在的学生苦读诗书十余年，一朝成为高考状元，媒体追捧、领导关怀、学校奖励、企业赞助等纷至沓来……如果教育丢弃了勤学自强、坚忍不拔、善于超越、敢为天下先状元文化本质，仅仅关注极少数摘取状元桂冠的幸运儿，那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
刘尧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来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22日第8版